在商洛境内，以丹江及其支流为主的河谷两岸陡峭裸露的砂石岩

　　在商洛境内，以丹江及其支流为主的河谷两岸陡峭裸露的砂石岩
壁上，分布着或密集或零散的小黑洞，目前已陆续发现了4000余座，
仿佛是峭壁上开的一扇扇窗户。长久以来，人们对黑洞的来历众说纷
纭，多称为“跑匪洞”、“躲反洞”，直到近期才揭开——

峭壁黑洞的神秘面纱

——“商洛崖墓”发现记
　　商州老虎岩崖墓群
　　商州区杨峪河镇老虎岩的峭壁
商南富水洞砖室墓
资料图片

从“跑匪洞”到崖墓的探索

　　在商州区杨峪河镇老虎岩的峭壁上，分布着许许多多的石岩洞，
居住在附近的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谁也没有将对面悬崖上的这些石岩
洞当回事。不仅是商州区，在商洛市的许多县，无论走到哪里，只要
向祖祖辈辈居住在商洛山区的老人们指问山上的“洞窟”时，无不众
口一辞：那是“跑匪洞”。
　　相传，由于商洛地处鸡鸣三省的交界处，地形复杂，地势险恶，
常闹匪患，当地人带上生活用具和粮食，拖家带口进山躲匪，住进绝
壁之上的“洞窟”，过着原始的穴居生活。
　　但从“洞窟”被大自然浸蚀的成色看，这些洞至少有数百年或上
千年历史，不可能是近百年的产物。在坚硬的砂岩石上凿成洞穴，百
年光阴不可能剥落得如此残破不堪。“跑匪洞”之说显然可以被否定。
　　“跑匪洞”分布在商洛的商南、丹凤、镇安、柞水、洛南、商州、
山阳等地，跨越范围东西长约180公里、南北宽约100公里。主要分布
在沿丹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乾佑河流域、旬河和达仁河流域依山面
水的崖面上，也有部分分布在沿古驿道或两山夹击的峡谷中，位置选
择于山高、壁险、岩硬和地势开阔的崖壁上。
　　这些洞窟究竟为何物呢？1987年，在商洛市文化局工作的一位年
轻人对这些石岩洞，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决定寻访一探究竟，这个人
就是现任商洛市博物馆馆长王昌富。
　　1988年全省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负责野外文物调查的王昌富，由
于诸多因素所限，始终未能进到洞内实地考察，只能对洞穴的分布、
形制、地理、历史等信息进行粗略分析。缺乏相关遗物和证据，只好
笼统地以明清时期的“崖窟”遗存进行了调查登记。但这些“石崖窟”
始终在王昌富的心目中是一个未解之谜。
　　直到2003年，为彻底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陕西省文物局和商洛市
的文物部门将“洞窟”作为研究课题，由商洛考古队全面深入地开展
调查。王昌富带领几位助手，背上攀岩考古工具，自备干粮饮水，像
“蜘蛛人”一样攀爬于千仞绝壁之上的“洞窟”内。
　　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王昌富基本搞清了这类遗存在商洛境内的分
布和功用。调查证实，这种遗存实际为东汉到南北朝时期流行于我国
西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墓葬，考古界和史学界称之为崖墓。从此，“商
洛崖墓”揭开了考古新的一页。
　　所谓崖墓，就是在石崖壁面以90度角向内开凿成墓室的特殊墓葬。
商洛崖墓的大量发现，将这一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扩展到西北秦岭南
麓一线。
　　从现场调查分析，成片开凿的崖墓群在开凿之前显然经过了精心
的规划和设计，然后才实施开凿工程。承担开凿崖墓的工匠绝不是零
散的个体，而是一支有组织管理、有规划设计的专业打造队伍。另外，
崖墓的开凿非常不易，特别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崖墓，不仅费时费
力，而且非常耗费银两，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很难想象打造
崖墓仅仅是一件力气活。那么，当年居住在商洛的乡民真的这样普遍
富裕吗？这些崖墓真的是居住在商洛的乡民为自己打凿的吗？这些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求证。

　　 悬崖峭壁上的“三室一厅”

　　“商洛崖墓”被省文物局确定为考古课题后，人们就会时常看到
商洛考古队的皮卡车在丹江河谷、乾佑河沿线四处穿梭。寒来暑往，
经过省市考古工作者一年多的艰苦考察研究，考古人员对100多座崖
墓实地勘察后发现，商洛崖墓多位于险峻之处，多数都是选择在河流
两岸面水背山的陡峭崖壁上开凿，尤其是在大水系与小支流交汇处分
布得较密集。距离地面高度从2米到500米不等，大体可分为单室墓、
双室墓、三室墓、多室墓、崖洞砖室墓、异型室墓等多种类型。构造
形式基本都是以前堂后室或中室为中心，在两侧或单侧配置厅室和耳
室，并在室内凿置灶、井、池、厕和案龛等附属设施，很像我们现代
人的“三室一厅”。墓顶多见平顶、弧形顶。少数墓中有兽面、人面
浮雕和岩画等。
　　同时，也发现相当数量的崖墓远离河岸而选在荒僻深邃和十分隐
蔽的谷岭之中开凿，利用不规则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
隙中架设木杠，或在岩体上凿出圆孔楔入木桩来搁置棺木，类似于四
川宜宾发现的悬棺。这种颇具神秘色彩的丧葬习俗，在陕西境内亦为
首次发现。但由于客观原因,目前还无法靠近这一遗存。2005年11月，
商洛崖墓考古科研项目正式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立项。这是建国
以来，商洛市获得国家立项的第一个考古科研项目。
　　商洛地处秦岭南麓，境内以低山和中山为主，普遍暴露于地表且
岩性是软硬适宜的红砂岩、泥灰岩等地质条件，地理结构适合凿洞，
具备凿制崖墓的客观条件。令人惊叹的是，建造在悬崖峭壁上的这些
崖墓依山顺势，其选址定位取向、布局之科学令人难以置信，好像经
过统一规划设计似的。特别是墓与墓间的上下间距和横向距离总能掌
握得恰到好处，有的上下位置相对应，崖层厚度仅20来厘米，却丝毫
没有打穿；有的墓室间崖壁很薄，仅有十几厘米，却很难找到裂缝，
在墓室的设计上一点也不浪费空间。卧房、厅房、厨房、贮藏室分工
明确，水池、水井、厕所、灶台、壁龛等辅助设施应有尽有，与现代
人居住的单元房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有的墓室纵深竟达20米以上，就
是用现代的机械来开凿，其工程量之巨、施工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
的。可我们的祖先竟在2000多年前就开凿出了这样宏大的崖墓群，其
费工之巨、费时之多，需要开凿多少个时日,艰难困苦真是难以想象。
据此，专家学者们推断，除了商洛有适合开凿崖墓的崖层外，这与汉
代的冶铁和铸造锻制技术有很大发展不无关系。汉代当时已用煤作燃
料，使用鼓风装置，并具有成套的手工炼铁设备和完善的生产工序。
铁制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力学原理的掌握应用无疑对开凿崖墓提供了有
力地科技支撑。同时在当时的商洛也一定拥有一大批精于开凿崖墓的
能工巧匠。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技术精良的专业队伍，要集中连片地开
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崖墓群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究竟祖先们是通过什么
手段在悬崖峭壁上凿出这些崖墓的，时至今日，对考古学家来说仍是
一个难解之谜。

　 　流传至今的崖墓习俗

　　在一次下乡途中，王昌富惊讶地发现在山阳县高坝镇仍有村民在
山体上打崖墓，“我当时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没想到这个习俗
会延续到今天，只是现在人打墓一般在山脚下，而不会选择太高的峭
壁上。”
　　那么，这种奇特的墓葬方式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考古人
员在崖墓中发现有“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建武中元二年”
（公元57年）、“永平元年（公元58年）”、“永元十五年（公元10
3年）”等模印纪年的年号砖,砖上刻有龙纹、虎纹和几何图案。在一
处崖墓正室和侧室的墙壁上，发现有“王洛盛一手成”的石刻文字，
兼有隶书和楷书。由此推断，这些刻有模印纪年砖的洞穴年代早于西
汉晚期、晚近东汉中晚期。说明在西汉晚期商洛已出现这种砖室崖墓，
直至东汉中晚期长达200余年的时间，一直沿用这种墓葬形制。
　　作为汉代的一种葬俗，祖先为什么要把崖墓打造得那样高呢？专
家们断定这与两汉时期人们的信仰有关。
　　汉代人崇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只有将墓
葬造于高山上，人们的灵魂才能更容易与天感应。同时，汉时人们认
为人死后还有一世，不少人觉得在人世没有追求到的幸福，就要设法
在来世实现，因此将来世的生活按照现实生活来提前安排。加之当时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广泛应用，为人们提供了先进的打造工
具，由此日渐形成了厚葬之风。
　　从关中地区考古清理的汉墓分析，汉代崇尚“入土为安”的丧葬
习俗，这种“入山为安”的丧葬无疑对陕西考古界认识汉代葬俗平添
了一份神秘色彩。据勘察，目前在商洛的7个县区共发现崖墓点680处，
崖墓数量达4200多座。国内崖墓考古专家称，商洛崖墓考古是国内崖
墓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了商洛汉代文化的内容，从学
术上进一步拓宽了汉代考古的内涵，而且对研究我国崖墓的地域分布、
发展及其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商洛崖墓兼具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崖墓中出现一种崖洞
砖室墓，先在岩体中凿洞，再依照其形状用砖砌筑而成，与中原一带
土葬砖室墓很相似。有的还直接利用崖壁凿成石棺木。汉墓文化讲究
墓室摆设与“阳间”一样，崖墓的墓室结构、陈设与关中土葬汉墓一
脉相承。商洛地区多为红砂岩体，开凿洞室无需砖、石拱砌也很坚硬，
因而才出现了更多的凿洞崖墓。
　　在我国，崖墓是四川地区最富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式，多是凿山为
穴，俗称“蛮子洞”，几乎遍及全川。但商洛地处秦岭南麓东部，是
汉长安关中平原的边缘地带，是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地区。它们两
者之间存在有什么文化渊源？专家们在实地考察了柞水、商州的几处
崖墓后，依据出土整理的文化遗存，将商洛崖墓和四川崖墓进行了比
照分析，认为商洛崖墓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是
在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从我国目前崖墓分布的现状看，无疑还是我
国西北边缘崖墓遗存最集中和数量最多的。商洛崖墓的考古成果还表
明，商洛在汉代时，和创造闻名中外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古蜀
国同属巴蜀文化区。
　　王昌富介绍说：“崖墓看起来神秘玄奥，其实之所以这样建原因
也很简单，商洛多为丘陵峡谷，八山一水一分田,崖墓有防潮、防盗、
不占地、不易坍塌等优势，自然风靡各地。”
（本报记者 刘 锦 陈圣强